中国楹联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丨中国青年诗词楹联网
理论研习

楹联里的敦煌风

发布时间:2024-04-03 16:32:46


编者按:《楹联博览》杂志2022年第14期刊发我社社长王家安的联论文章《楹联里的敦煌风》,现于本平台刊出,以飨读者。让我们追随这缕敦煌风,感受两行文字在大漠深处吹拂的千年情缘。


“展示三危无上宝;迎来四海有情风。”行走在敦煌街头,便可在一对仿古阙门上,看到赵朴初先生为敦煌题写的这副联语。一副楹联成为古城敦煌的迎宾辞,也为我们揭开了这颗丝路明珠的楹联情缘。风从敦煌来,是两行文字在大漠深处吹拂的千年情缘。



溯缘——风从汉唐来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写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作为时代之显学,得益于以藏经洞为主的大批文献材料的发现,这些材料,颠覆了常识,翻新了历史,拓展了视野,增进了认知,受益于诸多门类;而庆幸的是,于楹联发展史中,我们也从敦煌石室中探寻到一线微阳。


1991年4月,敦煌研究院谭蝉雪研究员在当月《文史知识》杂志发表《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指出,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编号为“斯坦因0610”(S.0610)的经卷背面(据敦煌文献目录,背面实际编号为S.0610V),其中有一段文字为晚唐以前的“春联”,文中说可以认定是“我国最早的楹联”。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自清以来,关于谁是“我国最早的楹联”就存在争论,而认可度相对最高的,是记载于《宋史》等处的蜀后主孟昶“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联,此联创作于公元960年,较谭文所称“敦煌春联”晚了近两百年。倘若如此,“敦煌春联”的发现必然要改写中国楹联史。但笔者通过梳理有关资料,并亲自查证S.0610V卷影印件后,不禁对谭文就“敦煌春联”的文体判断、历史定位产生质疑。


《文史知识》所刊“敦煌春联”的文字及排版格式是:


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


文字像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楹联那样,两句一行排列,那原件会是这样吗?笔者对比S.0610V原件,则大不相同。原文是连在一起写的,“岁日”后一小段连在一起;“立春日”后一大段又连在一起。按照文献点校规范,更为准确的排版是:


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福庆初新,寿禄延长。又三阳□始,四序来祥;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王律始调阳;五福除三祸,万古□(殄)百殃;宝鸡能僻恶,瑞燕解呈祥;立春□(著)户上,富贵子孙昌。又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故往,逐吉新来;年年多庆,月月无灾;鸡□僻恶,燕复宜财;门神护卫;厉鬼藏埋;书门左右,吾傥康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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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610V敦煌春联


但有意思的是,谭文公布此件时,为何要像楹联那样“两行一句”分段?笔者在《所谓“敦煌春联”系“我国最早楹联”之考辨》(《对联》2019年第二期)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总的意思是,谭文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可贵的“门”,但文中却忽视了这些文字虽然两句对仗,但句句连在一起系一整体且整段押韵的现实。而据古人“岁日”“立春日”习俗,“书门左右”的对仗文字,不仅仅只有我们后世认知的楹联,还有更早的桃符、春帖等祈福文字。


至少在战国时,人们在年初祈福禳灾之时,就已将传说中能辟鬼驱邪的“神荼”“郁垒”形象刻画于桃木板上,悬之门楹,形成“桃符”。历代典籍对于“桃符”均有记载,后来桃符更是由图案,演变为诗文形式的春帖词,或兼而有之。如宋人《岁时广纪》记载:“桃符……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我们经过审阅写经原件,仔细梳理楹联文体诞生的基本条件和路径,可以断定S.0610V卷这些文字作为“楹联”还为时尚早,它只是民俗文学中“桃符题辞”的一种。可这并不遗憾,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楹联的“雏形”。可以肯定,敦煌S.0610V卷“桃符题辞”强调“书门左右”的习惯,为桃符、春帖文字由楹联的转变,奠定了习俗基础。因为一旦兴起将对仗格式的桃符文字贴在门之左右的习俗,人们就会注意到左右对称的门,又受到中华民族特有的“对称哲学”影响,就很容易在门之左右只张贴两个对称的句子,以显得更加简捷、和谐、美观,那时,有人创作贴在门上的楹联,也就顺理成章。


郑振铎先生说:“敦煌石窟的发现,使我们对于唐代的通俗文学研究有了极重要的收获”(《论敦煌俗文学》),诚如所言,S.0610V卷的发现,便是一例,这是已知最早的楹联雏形之一,我们庆幸它在敦煌。


缘——风从瀚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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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楹联的发展其中重要一条线索是从祈福的“桃符”而来。从最早的“神荼”“郁垒”二位神仙形象,到后来或长或短的诗文题写,秦汉以后,桃符已广为流行,当时著作《左传》《战国策》《淮南子》《山海经》《论衡》等皆有描述,并不忘强调其“刺鬼”“御凶”的禳灾功用。难得的是,在敦煌城东悬泉置,还出土了汉代桃符,一对木片被削成箭头形,上面一头画着大眼睛的人头,颇像今天的卡通形象“小黄人”,这是民间对“神荼”“郁垒”形象的简化。后来,懒得画了,或者画不好,索性就直接写上名字;再后来,每年光写名字觉得单调,就写两句祈福迎春的吉祥话,就有了桃符题辞;再后来,门两边各写一句,两两对称的贴着,这时才出现了楹联。而这个脉络看似简单,其实流传了一千多年。桃符是楹联民俗的一个重要源头,悬泉置发现的桃符,是目前已知存世最早的桃符,这是敦煌与楹联的又一段难得情缘。


无论桃符题辞,抑或诗文,敦煌作为自汉代以来繁华千载的国际都会,其吟哦题咏,始终不断,这又在民俗性以外的又一条重要线索——文学性上,为楹联的产生埋下了难得的“基因”。




汉韵唐风,延绵千载,有人说敦煌的历史有多长,诗篇就有多长,在这些诗篇中,更随处可见对仗词汇和已具雏形的对仗句子。比如:


“纷旷荡以繁奏,邈遗世而越俗”(东汉·侯瑾《筝赋》)

“玄熊对踞于山岳,飞燕相追而差池”(晋·索靖《草书状》)

“三危上凤翼,九阪度龙鳞”(南北朝·庾信《咏莫高窟屏风画》)

“扼西戎冲要,为东夏关防”(唐·张议潮《进表》)

“花开德水,鸟哢禅枝”(唐《李君修慈悲佛龛碑》)

“一人称庆,五老呈祥……日月有潜移之运,黄泉无重返之期”(唐《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

“三端俱备,六艺精通”(唐《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

“一州哽噎以含酸,四野哀鸣而响忉……诗书并秀,刀剑俱彰”(唐《罗盈达墓志铭并序》)

“化身菩萨,馨馨石钵之餐;满愿药师,湛湛琉璃之水”(唐《阴处士碑》)

“州府平广,毗耶接水精之堂;岩壁高深,檀特连宕泉之窟”(五代·道真《莫高窟再修功德碑》)

“傍通阁道,巡万像如同佛国;重开石室,礼千尊似到蓬莱”(五代·张盈润《莫高窟游记》)

......


从汉到唐,对仗之辞,不绝于篇,对偶修辞在敦煌文学中,无论诗词歌赋,还是民间文学、应用文体,都已被运用得十分娴熟。其中如晚唐祭文《都河玉女娘子文》:“天威神勇,地泰龙兴。逐三光而应节,随四序而骋申。陵高山如电掣,闪霹雳如岩崩。吐沧海,泛洪津;驾云辇,衣霓裙。纤纤之玉面,赫赫之红唇……”几乎通篇对仗;再如敦煌石室中发现的日常交际所用《敦煌书仪》,所云“分颜两地,独凄怆于边城;二处悬心,每咨嗟于外邑。月流光于蓬径,万里相思;星散彩于蒿蓬,千山起恨……”也是通篇对仗,思维绮丽;至于唐人佚作《月赋》,其中像“鹊飞爱绕千年树;蟾影偏宜百尺楼”之句,甚至可以当做月牙泉之题联看了。


笔者在敦煌写经卷中,发现至少在唐时,敦煌人就有在石窟中“立奉雅旨,走笔题记”(见唐《沙州龙兴寺上座马德胜和尚宕泉创修功德记》)的习俗,那么联想S.0610V卷,其在某日题联于壁、“书门左右”,正是在这浑厚基因下的自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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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缘——风从丝路来

清乾隆六年,时任甘肃巡抚陈宏谋所作《月牙泉龙王庙记》记载:“鸣沙山为塞外胜境,有泉依山如半月,名月牙泉。泉甘美,深不可测,咸以为中有神物焉”。若说莫高窟是敦煌之魂,那鸣沙山、月牙泉便是敦煌之灵。


同整个中国楹联发展史一致,虽唐有萌芽,但宋元明三代以来,全国鲜有,敦煌也未曾发现过其他题联。楹联繁盛于清,敦煌真正可称为楹联的文本也是出现在清代。其代表作,很多就悬于月牙泉,可能这一泓清碧,更容易激起往来骚客的诗思吧。


“一湾水曲似月宫,仙境涤尘心,顿起烟霞泉石念;五色沙堆成山岳,晴天传逸响,恍闻丝竹管弦声。”这是清光绪年间,敦煌知县黄万春为月牙泉所撰。来到鸣沙山的游客都惊叹,流动的沙粒,在日光照射下,光呈五色,晶莹剔透,像是丝路花雨,色彩缤纷。黄万春正是置身眼前胜景题写此联。所谓“天传逸响”,是对“鸣沙”的另一番注解。在他眼里,风吹沙鸣,恍如丝竹管弦之声,雅乐怡人,这般场景,多像是莫高窟壁画中的飞天舞乐,月宫旖旎,仙境婆娑,烟霞点染,泉石空灵,人游到此,耳目一新,必然疑为仙境。


据近人高良佐《鸣沙山月牙泉游记》记载,1935年6月他一行游历至此,黄万春此联犹悬于泉边雷坛庙外,并上有匾额“月牙泉”。高氏评曰“泉水名山,皆能道出,读之可想见此间胜迹”。1948年9月,民国著名旅游诗人易君左行至敦煌时,泉边殿宇中,“沙自几时鸣,惊雷但有蛰龙起;池犹亘古在,出水还期天马来”“自有半轮新的皪;天然一块大玻璃”“景是仙鸾描出画;形为天马负图来”三副古联犹在。易君左感慨:“名山大川,我也游过不少,却从来没有遇着这样一个胜境,几乎在一切想象幻想之外”(《月牙泉游记》)。黄万春此联,包括易君左提到的那几副,都是古代敦煌楹联的代表之作,也基本可以窥见敦煌楹联的整体风格,乃是丝路的异域风情,天地的别样灵动,仙佛的旖旎玄幻和游客的诗思豪情。亦如传世古联“四面风沙飞野马;一潭云影幻游龙”“不必石峰高,沙碛亦曾鸣雅韵;漫云泉影细,澄波偏可印前身”等,比比皆是。


目前已知敦煌古联,约有五十副,其中除月牙泉外,分布莫高窟佛殿及城内部分庙宇。联语作者,大多是宦迹敦煌的宰官,如黄万春、吴钧、汪宗翰等,他们多科举出身,本擅翰墨,有的尤工联语,像晚清兰州籍翰林、民国时任敦煌县长的吴钧,为敦煌元宵节鳌山灯会所写110字长联,洋洋洒洒,见蕴藉风流。皋兰进士杨巨川是甘肃近代名流,建国后曾任甘肃文史馆首任馆长。1921年5月至1924年1月,他曾任敦煌县长。某次地方士绅请他为灵感仙姑殿题联:“家在兰山,两地慈云蒙福荫;灵昭柳塞,一天霖雨拜苍生”。传说“仙姑”为兰州人,故上联所言,既言其神,亦是自题,一语双关,时人“见者无不称其工整”。


在宦迹敦煌的诸多联家中,有两个福建人不得不提。一是晚清名臣林则徐。众所周知,他曾因禁烟得罪外夷,清廷被迫将他远戍伊犁,但林则徐忠肝义胆,早就饮誉天下,途径甘肃时,所到之处无不夹道欢迎,擅长联语的林文忠,也为甘肃留下了不少题字,其中在走到敦煌一带时,有感于当时风物,就为邑人题赠一联:“月明瀚海平沙静;雪霁祁连匹练高”,瀚海,古诗中指茫茫沙漠。林则徐此联包举大气,充盈着边塞雄风,也是敦煌楹联的一个显著特征。当然,我们也能从文字中读出一个逆旅之人的豪情与孤寂。《国朝先正事略》记载,林则徐戍边途中常写此联赠人,可见大漠戈壁其豪迈之象,颇合这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臣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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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蜡像


另一个福建人是清人苏履吉。在敦煌历史上他是个特例,曾在道光年间三度担任敦煌知县,但每次再来,百姓都夹道欢迎,足见官声很好。第一次离开敦煌时,这个异乡人已在西北宦迹数载,各方面早已适应,他想过再去更远的地方,但没想到,一年多后,再出任敦煌。欣喜的是,当他再来时,“敦煌士民闻余再至,咸出郭迎接,至三十里外。”三十里外就有人出城迎接,他知道,是因自己在前任上做了点问心无愧的事。他兴文教,重农耕,平息冤狱,后来的《重修敦煌县志》评价,苏履吉“治宰五年,文风丕变”。且他一向清贫,当了几年县令,乃至离任时还没有还清当初从福建过来时借下的路费。感慨之余,他为县衙一座过堂题联:“前事原为后事师,请看去时局面;旧官即是新官样,敢夸来日威仪”,并题额“去来堂”,时刻告诫自己,不忘自省,来时常思去时路。


最后要说的是任子宜,他是土生土长的敦煌人,解放前曾任敦煌小学校长、民众教育馆长、教育局长等。其人热衷文史,曾整理不少敦煌文献,难得的是还著有《也是楼联话》一卷,记载了有关敦煌的楹联故事。可惜笔者仅见到四则,暂不知其余文稿尚存何处?任先生留心集联,自己也热衷写联。所见其抗战时期为敦煌明耻楼及鳌山灯会所写两副长联,也是情感充沛,挥洒自如。某次,任先生在得见有关敦煌史料后,曾激动地赋诗一首:“敦煌掌故费搜求,满目琳琅美并收。漫道著书同嚼蜡,名山事业自千秋”。作为一个同道者,我们从中可见其“为往圣继绝学”的纯心。


从黄万春到任子宜,这股楹联里的敦煌风,始终豪迈苍劲,如大漠焉。这一股风,也吹佛至今,乃至年前我们牵头举办“文化圣殿,人类敦煌”海内外楹联征集活动,所汇集数以千计的作品,大多也不失其雄浑、灵动、玄幻、沉寂之风,千百年来,这股风越加苍劲,经久不息。此次,我们重拾敦煌历代楹联名作,以上次征联佳作为基础,编辑出版这部敦煌名胜楹联集,是沿着这千年古风,踱步而来,翻过汉唐的桃符、写经,走过千秋的丝路、泉影,在“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时期,再为“文化圣殿,人类敦煌”注疏两行注脚。欣喜之余,不禁篡改于右任先生题写敦煌诗作一字曰:“月牙泉上今宵月,独为联人分外圆”。


· 作者简介 ·

王家安,甘肃天水人,系中国楹联学会对联文化院副院长,甘肃省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楹联学会青年学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