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里的敦煌风

“展示三危无上宝；迎来四海有情风。”行走在敦煌街头，便可在一对仿古阙门上，看到赵朴初先生为敦煌题写的这副联语。一副楹联成为古城敦煌的迎宾辞，也为我们揭开了这颗丝路明珠的楹联情缘。风从敦煌来，是两行文字在大漠深处吹拂的千年情缘。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写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作为时代之显学，得益于以藏经洞为主的大批文献材料的发现，这些材料，颠覆了常识，翻新了历史，拓展了视野，增进了认知，受益于诸多门类；而庆幸的是，于楹联发展史中，我们也从敦煌石室中探寻到一线微阳。

1991年4月，敦煌研究院谭蝉雪研究员在当月《文史知识》杂志发表《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指出，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编号为“斯坦因0610”（S.0610）的经卷背面（据敦煌文献目录，背面实际编号为S.0610V），其中有一段文字为晚唐以前的“春联”，文中说可以认定是“我国最早的楹联”。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自清以来，关于谁是“我国最早的楹联”就存在争论，而认可度相对最高的，是记载于《宋史》等处的蜀后主孟昶“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联，此联创作于公元960年，较谭文所称“敦煌春联”晚了近两百年。倘若如此，“敦煌春联”的发现必然要改写中国楹联史。但笔者通过梳理有关资料，并亲自查证S.0610V卷影印件后，不禁对谭文就“敦煌春联”的文体判断、历史定位产生质疑。

《文史知识》所刊“敦煌春联”的文字及排版格式是：

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

文字像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楹联那样，两句一行排列，那原件会是这样吗？笔者对比S.0610V原件，则大不相同。原文是连在一起写的，“岁日”后一小段连在一起；“立春日”后一大段又连在一起。按照文献点校规范，更为准确的排版是：

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福庆初新，寿禄延长。又三阳□始，四序来祥；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王律始调阳；五福除三祸，万古□（殄）百殃；宝鸡能僻恶，瑞燕解呈祥；立春□（著）户上，富贵子孙昌。又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故往，逐吉新来；年年多庆，月月无灾；鸡□僻恶，燕复宜财；门神护卫；厉鬼藏埋；书门左右，吾傥康哉。

S.0610V敦煌春联

但有意思的是，谭文公布此件时，为何要像楹联那样“两行一句”分段？笔者在《所谓“敦煌春联”系“我国最早楹联”之考辨》（《对联》2019年第二期）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总的意思是，谭文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可贵的“门”，但文中却忽视了这些文字虽然两句对仗，但句句连在一起系一整体且整段押韵的现实。而据古人“岁日”“立春日”习俗，“书门左右”的对仗文字，不仅仅只有我们后世认知的楹联，还有更早的桃符、春帖等祈福文字。

至少在战国时，人们在年初祈福禳灾之时，就已将传说中能辟鬼驱邪的“神荼”“郁垒”形象刻画于桃木板上，悬之门楹，形成“桃符”。历代典籍对于“桃符”均有记载，后来桃符更是由图案，演变为诗文形式的春帖词，或兼而有之。如宋人《岁时广纪》记载：“桃符……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我们经过审阅写经原件，仔细梳理楹联文体诞生的基本条件和路径，可以断定S.0610V卷这些文字作为“楹联”还为时尚早，它只是民俗文学中“桃符题辞”的一种。可这并不遗憾，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楹联的“雏形”。可以肯定，敦煌S.0610V卷“桃符题辞”强调“书门左右”的习惯，为桃符、春帖文字由楹联的转变，奠定了习俗基础。因为一旦兴起将对仗格式的桃符文字贴在门之左右的习俗，人们就会注意到左右对称的门，又受到中华民族特有的“对称哲学”影响，就很容易在门之左右只张贴两个对称的句子，以显得更加简捷、和谐、美观，那时，有人创作贴在门上的楹联，也就顺理成章。

郑振铎先生说：“敦煌石窟的发现，使我们对于唐代的通俗文学研究有了极重要的收获”（《论敦煌俗文学》），诚如所言，S.0610V卷的发现，便是一例，这是已知最早的楹联雏形之一，我们庆幸它在敦煌。

前面提到，楹联的发展其中重要一条线索是从祈福的“桃符”而来。从最早的“神荼”“郁垒”二位神仙形象，到后来或长或短的诗文题写，秦汉以后，桃符已广为流行，当时著作《左传》《战国策》《淮南子》《山海经》《论衡》等皆有描述，并不忘强调其“刺鬼”“御凶”的禳灾功用。难得的是，在敦煌城东悬泉置，还出土了汉代桃符，一对木片被削成箭头形，上面一头画着大眼睛的人头，颇像今天的卡通形象“小黄人”，这是民间对“神荼”“郁垒”形象的简化。后来，懒得画了，或者画不好，索性就直接写上名字；再后来，每年光写名字觉得单调，就写两句祈福迎春的吉祥话，就有了桃符题辞；再后来，门两边各写一句，两两对称的贴着，这时才出现了楹联。而这个脉络看似简单，其实流传了一千多年。桃符是楹联民俗的一个重要源头，悬泉置发现的桃符，是目前已知存世最早的桃符，这是敦煌与楹联的又一段难得情缘。

无论桃符题辞，抑或诗文，敦煌作为自汉代以来繁华千载的国际都会，其吟哦题咏，始终不断，这又在民俗性以外的又一条重要线索——文学性上，为楹联的产生埋下了难得的“基因”。

汉韵唐风，延绵千载，有人说敦煌的历史有多长，诗篇就有多长，在这些诗篇中，更随处可见对仗词汇和已具雏形的对仗句子。比如：

“纷旷荡以繁奏，邈遗世而越俗”（东汉·侯瑾《筝赋》）

“玄熊对踞于山岳，飞燕相追而差池”（晋·索靖《草书状》）

“三危上凤翼，九阪度龙鳞”（南北朝·庾信《咏莫高窟屏风画》）

“扼西戎冲要，为东夏关防”（唐·张议潮《进表》）

“花开德水，鸟哢禅枝”（唐《李君修慈悲佛龛碑》）

“一人称庆，五老呈祥……日月有潜移之运，黄泉无重返之期”（唐《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

“三端俱备，六艺精通”（唐《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

“一州哽噎以含酸，四野哀鸣而响忉……诗书并秀，刀剑俱彰”（唐《罗盈达墓志铭并序》）

“化身菩萨，馨馨石钵之餐；满愿药师，湛湛琉璃之水”（唐《阴处士碑》）

“州府平广，毗耶接水精之堂；岩壁高深，檀特连宕泉之窟”（五代·道真《莫高窟再修功德碑》）

“傍通阁道，巡万像如同佛国；重开石室，礼千尊似到蓬莱”（五代·张盈润《莫高窟游记》）

......

从汉到唐，对仗之辞，不绝于篇，对偶修辞在敦煌文学中，无论诗词歌赋，还是民间文学、应用文体，都已被运用得十分娴熟。其中如晚唐祭文《都河玉女娘子文》：“天威神勇，地泰龙兴。逐三光而应节，随四序而骋申。陵高山如电掣，闪霹雳如岩崩。吐沧海，泛洪津；驾云辇，衣霓裙。纤纤之玉面，赫赫之红唇……”几乎通篇对仗；再如敦煌石室中发现的日常交际所用《敦煌书仪》，所云“分颜两地，独凄怆于边城；二处悬心，每咨嗟于外邑。月流光于蓬径，万里相思；星散彩于蒿蓬，千山起恨……”也是通篇对仗，思维绮丽；至于唐人佚作《月赋》，其中像“鹊飞爱绕千年树；蟾影偏宜百尺楼”之句，甚至可以当做月牙泉之题联看了。

笔者在敦煌写经卷中，发现至少在唐时，敦煌人就有在石窟中“立奉雅旨，走笔题记”（见唐《沙州龙兴寺上座马德胜和尚宕泉创修功德记》）的习俗，那么联想S.0610V卷，其在某日题联于壁、“书门左右”，正是在这浑厚基因下的自觉行为。 

清乾隆六年，时任甘肃巡抚陈宏谋所作《月牙泉龙王庙记》记载：“鸣沙山为塞外胜境，有泉依山如半月，名月牙泉。泉甘美，深不可测，咸以为中有神物焉”。若说莫高窟是敦煌之魂，那鸣沙山、月牙泉便是敦煌之灵。

同整个中国楹联发展史一致，虽唐有萌芽，但宋元明三代以来，全国鲜有，敦煌也未曾发现过其他题联。楹联繁盛于清，敦煌真正可称为楹联的文本也是出现在清代。其代表作，很多就悬于月牙泉，可能这一泓清碧，更容易激起往来骚客的诗思吧。

“一湾水曲似月宫，仙境涤尘心，顿起烟霞泉石念；五色沙堆成山岳，晴天传逸响，恍闻丝竹管弦声。”这是清光绪年间，敦煌知县黄万春为月牙泉所撰。来到鸣沙山的游客都惊叹，流动的沙粒，在日光照射下，光呈五色，晶莹剔透，像是丝路花雨，色彩缤纷。黄万春正是置身眼前胜景题写此联。所谓“天传逸响”，是对“鸣沙”的另一番注解。在他眼里，风吹沙鸣，恍如丝竹管弦之声，雅乐怡人，这般场景，多像是莫高窟壁画中的飞天舞乐，月宫旖旎，仙境婆娑，烟霞点染，泉石空灵，人游到此，耳目一新，必然疑为仙境。

据近人高良佐《鸣沙山月牙泉游记》记载，1935年6月他一行游历至此，黄万春此联犹悬于泉边雷坛庙外，并上有匾额“月牙泉”。高氏评曰“泉水名山，皆能道出，读之可想见此间胜迹”。1948年9月，民国著名旅游诗人易君左行至敦煌时，泉边殿宇中，“沙自几时鸣，惊雷但有蛰龙起；池犹亘古在，出水还期天马来”“自有半轮新的皪；天然一块大玻璃”“景是仙鸾描出画；形为天马负图来”三副古联犹在。易君左感慨：“名山大川，我也游过不少，却从来没有遇着这样一个胜境，几乎在一切想象幻想之外”（《月牙泉游记》）。黄万春此联，包括易君左提到的那几副，都是古代敦煌楹联的代表之作，也基本可以窥见敦煌楹联的整体风格，乃是丝路的异域风情，天地的别样灵动，仙佛的旖旎玄幻和游客的诗思豪情。亦如传世古联“四面风沙飞野马；一潭云影幻游龙”“不必石峰高，沙碛亦曾鸣雅韵；漫云泉影细，澄波偏可印前身”等，比比皆是。

目前已知敦煌古联，约有五十副，其中除月牙泉外，分布莫高窟佛殿及城内部分庙宇。联语作者，大多是宦迹敦煌的宰官，如黄万春、吴钧、汪宗翰等，他们多科举出身，本擅翰墨，有的尤工联语，像晚清兰州籍翰林、民国时任敦煌县长的吴钧，为敦煌元宵节鳌山灯会所写110字长联，洋洋洒洒，见蕴藉风流。皋兰进士杨巨川是甘肃近代名流，建国后曾任甘肃文史馆首任馆长。1921年5月至1924年1月，他曾任敦煌县长。某次地方士绅请他为灵感仙姑殿题联：“家在兰山，两地慈云蒙福荫；灵昭柳塞，一天霖雨拜苍生”。传说“仙姑”为兰州人，故上联所言，既言其神，亦是自题，一语双关，时人“见者无不称其工整”。

在宦迹敦煌的诸多联家中，有两个福建人不得不提。一是晚清名臣林则徐。众所周知，他曾因禁烟得罪外夷，清廷被迫将他远戍伊犁，但林则徐忠肝义胆，早就饮誉天下，途径甘肃时，所到之处无不夹道欢迎，擅长联语的林文忠，也为甘肃留下了不少题字，其中在走到敦煌一带时，有感于当时风物，就为邑人题赠一联：“月明瀚海平沙静；雪霁祁连匹练高”，瀚海，古诗中指茫茫沙漠。林则徐此联包举大气，充盈着边塞雄风，也是敦煌楹联的一个显著特征。当然，我们也能从文字中读出一个逆旅之人的豪情与孤寂。《国朝先正事略》记载，林则徐戍边途中常写此联赠人，可见大漠戈壁其豪迈之象，颇合这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臣胸襟。

林则徐蜡像

另一个福建人是清人苏履吉。在敦煌历史上他是个特例，曾在道光年间三度担任敦煌知县，但每次再来，百姓都夹道欢迎，足见官声很好。第一次离开敦煌时，这个异乡人已在西北宦迹数载，各方面早已适应，他想过再去更远的地方，但没想到，一年多后，再出任敦煌。欣喜的是，当他再来时，“敦煌士民闻余再至，咸出郭迎接，至三十里外。”三十里外就有人出城迎接，他知道，是因自己在前任上做了点问心无愧的事。他兴文教，重农耕，平息冤狱，后来的《重修敦煌县志》评价，苏履吉“治宰五年，文风丕变”。且他一向清贫，当了几年县令，乃至离任时还没有还清当初从福建过来时借下的路费。感慨之余，他为县衙一座过堂题联：“前事原为后事师，请看去时局面；旧官即是新官样，敢夸来日威仪”，并题额“去来堂”，时刻告诫自己，不忘自省，来时常思去时路。

最后要说的是任子宜，他是土生土长的敦煌人，解放前曾任敦煌小学校长、民众教育馆长、教育局长等。其人热衷文史，曾整理不少敦煌文献，难得的是还著有《也是楼联话》一卷，记载了有关敦煌的楹联故事。可惜笔者仅见到四则，暂不知其余文稿尚存何处？任先生留心集联，自己也热衷写联。所见其抗战时期为敦煌明耻楼及鳌山灯会所写两副长联，也是情感充沛，挥洒自如。某次，任先生在得见有关敦煌史料后，曾激动地赋诗一首：“敦煌掌故费搜求，满目琳琅美并收。漫道著书同嚼蜡，名山事业自千秋”。作为一个同道者，我们从中可见其“为往圣继绝学”的纯心。

从黄万春到任子宜，这股楹联里的敦煌风，始终豪迈苍劲，如大漠焉。这一股风，也吹佛至今，乃至年前我们牵头举办“文化圣殿，人类敦煌”海内外楹联征集活动，所汇集数以千计的作品，大多也不失其雄浑、灵动、玄幻、沉寂之风，千百年来，这股风越加苍劲，经久不息。此次，我们重拾敦煌历代楹联名作，以上次征联佳作为基础，编辑出版这部敦煌名胜楹联集，是沿着这千年古风，踱步而来，翻过汉唐的桃符、写经，走过千秋的丝路、泉影，在“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时期，再为“文化圣殿，人类敦煌”注疏两行注脚。欣喜之余，不禁篡改于右任先生题写敦煌诗作一字曰：“月牙泉上今宵月，独为联人分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