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出境的文物中，有一件楹联国宝

这件谷仓是一座传统重檐阁楼造型，用瓷土烧制而成，据江西省博物馆《文物简介》，其通高29厘米、底横20厘米、底纵10.3厘米。阁楼红柱琉璃瓦，共分两层，下层有飞檐、斗拱、立柱和雕花围栏，局部镂空通透，雕有莲花、荷叶，饰有如意云头。二层约为主楼半高，三间一进，中横隔板，分为前后，板中有镂花，并有连珠修边，前后均置档杆，加饰如意云头。屋顶正脊两端各有一狮吻，坐姿开吼，一副威严之气。正脊中间落一红色复瓣莲花顶座，垂脊之上还有卷云飘浮，尽现元代建筑风姿。除精美构造外，阁楼上下还有十八位各式人物散布其中。楼上正中，摆放高大座椅，两旁各立待女，妙龄身姿，手特宫扇。外两边各一修美女子，水袖长舞，如有歌吟。后面四女子一排站立，或抱琴，或拍鼓，或吹笛，或夹板，管弦律动，栩栩如生，华贵绚丽。

最可贵的是，谷仓前后及侧面多处写有文字。正门横梁上用青花料写有“南山宝象庄五谷之仓”横额，可知此为一“谷仓”冥器，寓意五谷丰登之兆。正面两侧门框上，一笔青花楷书清晰写着一副楹联，上联是“禾黍丰而仓禀实”，下联是“子孙盛而福禄崇”。《史记·管晏列传》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唐人杜甫亦有诗“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二首》），宋代郊庙朝会歌辞也见“子孙众多，福禄来从”之句，这副联与其“五谷之仓”的题额寓意一样，依然是祈求丰衣足食，子孙繁盛，福禄延长。这样微缩版的瓷制谷仓本不多见，题有楹联的更仅此一例，而尤难得的是，在一层正中像照壁一样的仓板背面，竟用青花书写着长达12行159字的墓志铭：

 “夫人故景德镇长芗书院山长凌颖山之孙女也，生而贤明，长而周淑。适同镇扬州路召伯大使刘文史男炳文，悉居仁都胡同，知女孙女壁珪。夫人生于前至元癸巳年二月初九日戌时，殁于后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申时，享寿四十六岁。以戊寅六月壬寅之吉，安葬于南山。坐巳向亥，大江阳朝，中峙葬麓，形如抚椅，龙盘虎踞，山青水秀，火星宗庙，梅花单于，六秀八茸，件件帽合。后日田连阡陌，朱紫盈门。谨记。”

仓板两侧并有釉里红书写文字“凌氏墓用”和“五谷仓所”。有了这段墓志铭，便可准确推断瓷仓制作于元代至元戊寅年，即元朝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距今已六百八十余年，原是景德镇长萝书院山长凌颖山孙女、地方官宦之家刘炳文之妻凌氏的陪葬品。按照墓志铭，凌氏在当年六月安葬于南山，而据江西省博物馆所藏同时出土的另一件青花釉里红堆塑四灵塔式盖罐，上写有“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字样，进一步证实这件谷仓的制作烧制时间是在元朝至元四年的农历六月。

这件元青花釉里红谷仓，不仅因其制作工艺复杂，是目前仅见的重檐庑殿顶楼阁式谷仓，集青白釉、红釉、青花、釉里红四种高温釉彩于一器，堪称元瓷之精品，是景德镇之为“瓷都”的有力佐证，也因其四周的特殊题记，使之成为目前仅有的两件带有纪年的青花釉里红瓷器之一，这也是它能入选“国之重器”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以外，江西省博物馆对它的重要评价还有一条，即“此器谷仓冠名，墓志文字丰富，是研究地方历史、民俗文化的宝贵资料”。的确，在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葬俗观念引导下，自古冥器及墓中壁画、题记等场景俱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至元四年（1338年）虽已是元代后期，距明代开国洪武元年（1368年）提前整三十年，但这座谷仓确是元代楹联风俗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

我国楹联肇始于晚唐，但两宋以来，文献可考的并不多，其中多数还处于是否为楹联的“两可地带”，包括著名的宋人王安石诗句“总把新桃换旧符”，其实是和楹联渊源很大的桃符，而非今天所理解的春联。桃符神话始见于先秦，《山海经》《左传》《战国策》《淮南子》等均有描述，且后来由描绘神像演变为题写“神荼”“郁垒”的文字，再后来，至少在唐代，在敦煌藏经卷上见到了“立春之日，书门左右”的桃符题辞，内容更为丰富，且具备对仗特征，这便是后来春联的雏形。唐代以后，格律文学日趋成熟，在这时，考虑到门之对称，加之自古受到的“对称统一”思想影响，自然会有人想到将写在门之左右的吉祥语，定格为相互对称、讲究文采的对偶句。终于，约在五代后蜀时，出现了孟昶那有名的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是目前已知史书记载最早的一副春联文字。从“桃符”到“春联”，走过了千年的发展历程。

但对早期发现的一些文字，如何定义为楹联？笔者认为要把握好三个要素，即：两行、对仗、独立。两行、对仗容易理解，往往易被忽视的是独立这一条。顾名思义，看“对仗”和“对联”字面可知，单纯的对仗并不是对联，它只有“联”起来，只有形成独立存在的创作主题，才算得上一副完整的对联。如何扑捉这些特点，首先，所发现的文字应该和其他文体没有明显关联，属于作者抒发主题的独立创作，如元青花谷仓紧扣“五谷之仓”主题表达的丰登之意。如果仅是从某篇文章，或者某次对话，甚至某首诗词中寻章摘句，那就算不得“独立”文体，如此评定的“楹联”，也失去了它做为一个独立文体的意义。如传世所谓元人赵孟頫所题春联“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其实是从前人诗中摘句而来；再如所谓“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的对话，只是一次历史的巧合，并无所要表达的独立主题；再如所谓南朝刘孝绰“题联”，世人只关注其“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却忽视了随后其妹紧接而来的“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将四句连在一起看，不过是古人常见的联句续诗活动，刘孝绰那两句也不是独立题写。就目前众人提出的一些所谓“最早楹联”的案例来看，强调“独立文体”这个标准十分重要。往往有人会从一篇旧文中，偶尔发现一个对仗句子，就拿来说是对联，直到第一手材料曝光，众人才知晓是断章取义的结果。反过来再来说孟昶“余庆、长春”一联，历来被认为“楹联之滥觞”，即是这两句明显具备了两行、对仗且独立的特点，同时文献记载明确，值得相信。

孟昶题写桃符之时，已到五代末期、北宋初年。在此前，尤其是唐代，曾经出现过一些对偶句子，也流传过一些有关楹联的故事。但经考证，多半是后代编纂，甚至是民间传说，不足为信。毕竟历史必须要用文献和文物来证明，而目前资料表明，唐代是对偶句或是对仗修辞手法成熟的关键时期，那时人们已经习惯性地写一点两两对仗的句子，可是对联不仅仅是一句对偶句，它还应该是独立存在的文学体裁，流传下来的所谓唐代对偶句，目前都不具备这一特点。现在，我们只能说唐代是对联修辞手法成熟的关键时期，或是楹联的萌芽时期，或如北京大学白化文教授所说是“早期的雏形”。

宋代以来，楹联文学才逐步形成，但并没有达到相对繁盛的状态。目前流传下来一些署名为宋元著名文人如苏轼、王安石、秦观、朱熹、陆游、赵孟頫等人的楹联，不少是后人从诗文中摘抄而来，算不得真正楹联；也有不少已经考证，系后代杜撰。真正可以确信的宋代原作，少之又少。因此，我们只能说宋元两代是楹联的成型期，并不是普及期。到了明代，传世楹联明显增多，尤其到明中晚期，还出现李开先、杨慎、乔应甲和徐渭这样有大量联稿的联家，我们才有理由说明代中晚期是楹联文学真正的普及期。

宋元楹联文字记载本不多，传世实物更寥寥无几。目前传世唐宋文物，能与楹联沾上边的，如唐代敦煌藏经洞所见“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的桃符题辞，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春帖，福州博物馆所藏被认为挽联雏形的南宋铭旌，以及收藏于山东博物馆等地题有两行偶句的宋元瓷枕，近年拍卖会上所见南宋皇室对句题扇等，基本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对联，皆可做由对偶句到楹联文体成型之时的“过渡地带”来看。传世有所谓宋代道教陈抟老祖题写于龙门石窟的对联墨刻“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是否为陈抟亲笔或宋代镌刻，其真伪历来纷说不一，目前更多倾向是为明人集字刻石。而至于如今可见落款朱熹、苏轼、黄庭坚，以及元人赵孟頫的联墨碑刻，基本都为后世重刻或系伪作。在重庆永川板桥镇高洞子崖墓群，有南宋开禧年间（约1205年）墓联一副，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楹联实物或楹联遗迹之一。如此情形下，此件元代青花谷仓，分明可见题于楹柱的两行独立表意的对句，无论是作者的本意、表达的意图还是体现的形式，必是完整意义上的“楹联”无疑。且“禾黍丰而仓禀实；子孙盛而福禄崇”一联文字、平仄均对仗工整，并注重上联仄声结尾、书于门之左方的习惯，亦可见此时楹联文学已经日渐成熟起来，在江南士夫之家已经确立了张贴楹联的习俗。

这样看来，这件题有楹联的元代谷仓，在尚未发现年代更早的新证之时，乃是目前已知存世最早的楹联单体文物，也是一件难得的“楹联国宝”，在我国楹联史上必将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简介

王家安，甘肃天水人，系中国楹联学会对联文化院副院长，甘肃省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楹联学会青年学社社长。
（本文原载《对联》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