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快意独为文——访楹联大家余德泉教授
平生快意独为文——访楹联大家余德泉教授
□ 本刊记者 邹宗德
余德泉，1940年出生，四川叙永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南大学资深教授，中南大学楹联研究所所长，中国首位对联学研究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研究院研究员，湖南省文史馆馆员，中国楹联学会名誉副会长，湖南省楹联家协会名誉主席，湖南德泉国学书院院长。主要研究古汉语、楹联和书法，其理论成果和学术活动多具有开创性意义。主要著作有《古汉语同义虚词类释》《诗律、词律、曲律和联律》（高校《古代汉语》教材四章）《对联纵横谈》《对联通》《对联格律·对联谱》《余德泉对联文论》《中华对联通论》《得月斋联稿》《余德泉诗联新稿》《余德泉诗词自选集》《余德泉章草论语》等三十余部。
创作的楹联作品有1400余副。在中南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楹联研究所，招收了我国第一个对联学研究生，所总结出的对联传统声律规则马蹄韵、朱氏规则与李氏规则等，已被我国诗联界广泛采用。首次将对联格律写入我国高等院校教材，首开非汉语汉字对联研究和对联英语对偶翻译之先河。为我国楹联学科的创建人，被楹联界公认为“楹联学泰斗”。
在书法方面，长于章草、隶书、行书、帛书、楚简等多种书体，尤以章草最为著名。书法界称他为“王蘧常之后又一位章草大家”，并称其所写的《章草论语》为“经典作品”。余教授也是一位诗人。所创作的诗赋词曲作品有800余首。曾应邀到台湾淡江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澳门大学和内地多所大中学校讲授传统文化、楹联与书法。在中南大学退休后，余教授依然从事国学研究且不断取得成果。为继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年来开始招收入室弟子，至今已有弟子百余人。弟子来自全国各地，还有3位来自海外。
在长沙岳麓山下的虎形山脚，有一个小区，名曰山语林居。一代楹联大家余德泉教授的寓所就在这里。
在靠近山边一个单元的最上两层，就是他的卧云台。顶层是教授的书房，穿过树林的阳光从采光瓦中洒落下来，使得整个屋子非常亮堂。书房里书香浓郁，墙壁上有一块弟子们送的高仿清代学者、书法家沈曾植手书于光绪二十六年的老匾额“斯文在兹”，更是古色古香。大门上有余教授撰书的篆书对联：
万斛涌泉何择地；
平生快意独为文。
款文中有“题眉山三苏祠并自述也”之语，写出了先生对三苏的敬仰之情，抒发了自己读书为文之乐。在这样幽雅的环境里听先生聊他的艺术人生，真是一大乐事。
现年82岁的余教授依然精神矍铄，虽然一头白发，却是红光满面，步履矫健。他穿着一身唐装，一排布衣扣齐整整地扣着。面对记者，他侃侃而谈，谈苦难人生，谈对联理论、对联创作、对联教育，谈书法艺术，每至高潮处神采飞扬，略带川味的口音中气十足，自然流露出一种艺术家的风采。
梅花香自苦寒来
余教授出生于四川省叙永县水尾乡敦梓场的一个贫民家庭。家里是茅草屋，常常为下雨发愁，有时大风会吹走屋顶的茅草，以致他后来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感受特别深。土改时候，他们分得一间危房，其中一面是倾斜的土墙，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先生年纪很小时就下地干活，上学时放假回家，总有干不完的农活。因家庭贫困，常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茅草屋倒塌了，幸而当时屋里没人，这才免遭大难。后来政府又在大石乡正凤沟给他的母亲和弟弟安排了一间房子。几年前笔者曾随教授访过正凤沟。这是一座木柱瓦房，墙壁都是竹蔑织成骨架的涂泥墙，历经百年尚未剥落。教授在北大读书时曾在这里呆过两个假期。
1954年，余先生成为全班仅有的考上初中的4人之一，从此要到县城读书了。从家到县城，120多里，全靠走路，起早摸黑，一天要走到。路上穿着草鞋，走到学校时，脚上打了很多血泡。1959年到泸州市参加全专区毕业统考，由于没有钱买汽车票，200多里路程，也是这样徒步走。他的学业一直很好，高中阶段还当上了校学生会副主席、团委宣传部长。
1960年，余先生在叙永读完高中，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汉语言专业，也是这一年唯一一位进入北大中文系的四川学子。在北大读书期间的教课先生都是如今名流：王力教中国语言学史、朱德熙教语法、裘锡圭教文字学、林焘教语音学、唐作藩教音韵学。这些名师让他大开眼界，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在这里刻苦攻读，在语言、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大四的时候，为写一篇论《说文》中的省形字的论文，他通过部首组合的方法，竟然将《说文》九千多个篆字连同重文近一万一千字在两个多月内全部记住。他要老师测试，裘锡圭老师抽查了十多个字，一字不错。不久学校举办全校性的优秀论文展，要中文系选两篇参加，该论文被选上了。
1965年，他北大毕业，分到湖南长沙。恰逢文化大革命前夕，要求毕业生遵循“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部队，面向基层。他被分配到一所中学任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一位总务主任不择手段，残酷迫害教师。他忍无可忍，写了一篇小说婉转揭露。这位总务主任掌权后，将他关进了“牛棚”。他却将其当成了磨练自己的机会。他坚信：“只要我自己不打倒自己，别人打不倒我。”文化大革命之后，余教授被分到长沙县（今属长沙市望城区）的一所乡村中学任教，他很快从迷茫中清醒过来，克服重重困难，坚韧一心，致力于读书和研究。当时能见到的书很少，他就到处找书来读，找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历史、地理、天文、物理、生物、名人传记，不一而足。有一次，一个学生从家里带来两本唐诗，他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研读、背诵起来。在大家都不读书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学养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功夫不负苦心人，1974年，他写出自己的第一本书《词义辨析》，约10万字，出了油印本。接着又写了《语文四品》，在学校内部印行，这本书直到今日依然是很好的语文讲义。
马蹄得得振联坛
“也许是此生与对联有缘”，一谈到对联，余教授的眼睛就闪闪发光，这时，一丝云影透过窗户在他的脸上轻轻掠过，“我和你们邵阳人有缘，五六岁时就在私塾读你们邵阳人车万育的《声律启蒙》了。那优美的句子，朗朗上口，深深地吸引了我。”笔者问私塾先生是怎么教《声律启蒙》的，他说，私塾先生就是要我们背诵，一般不进行讲解，除非学生提问才予解答。儿童时期《声律启蒙》在余先生心灵中播下的种子，影响了先生一辈子。为了让《声律启蒙》走向世界，他先做好《声律启蒙》的注释，再委托中学时代的英语老师钟寿祺先生完成《声律启蒙对偶英译》一书。为了促进车万育故居的保护，他先后两次实地考察，为修缮车万育故居奔走呼号。并为车万育故居题联曰：
忠职守以立朝廷，正己廉身，胸盈浩气岿千代；
乐诗联而精对语，调声协韵，律启蒙童遍九州。
上了一年半的私塾之后，他就开始上新学了。《余德泉对联文论》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启蒙的学校，是一座古老的寺庙，刻挂着许多金字对联，阳光照在上面，光芒四射。除了龛中形态各异的菩萨和堂上大成至圣先师的牌位以外，在我儿时的眼中，感到特别神奇的恐怕就要数这些对联和作为这些对联载体的汉字与书法了。”由于私塾期间背诵过《声律启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与一些朗朗上口的日用杂字之类，并记过一些民间花灯唱词，于声律对仗已有感知。上初中之后，便开始体悟叙永话之五声并归纳出判别规律，加之课本上有旧体诗，渐渐知道了平仄的分辨。上北大之后，学《音韵学》《方言学》以及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得以全面深入了解汉语声韵调系统古今之区别与联系。在这期间，他还接触到了梁章钜的《楹联丛话》，对我国传统对联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只是因为学业繁重，没有深入钻研。
1969年，他分到乡下一所中学去教书，学校一个木牌坊上贴了林彪的两句口号：“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一天他听到两个人在议论：“林副主席这副对联是不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两边字数不一样。”“林副主席如果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毛主席怎么会选他做接班人呢？”这两人的对话，可笑之余，使他萌发了要好好研究对联的念头。
要搞好对联研究，必须对对联的历史和现状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为此，他跑遍了湖南长沙各大图书馆和书店，考察、搜集对联资料。结果发现，对联这个领域的研究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他还发现，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完全是照搬西方体例，西方有的就有，西方没有的，例如对联，不管它是否具有文学与美学价值，我们的文学史丝毫不提，更不用说去进行理论研究了。所以在我们传统教育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对课教育，也逐渐消失了。要改变这种现状，提高对联的地位，就必须从理论上系统地说明对联足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搭建起对联的理论框架、建立对联研究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他进入对联研究领域的初心。
1979年，他调到湘江师范望城分校教书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对联，并写出了《对联的艺术》一文，6000多字，引起了《长沙晚报》一位总编的注意，便拿去连载发表，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四处搜集对联资料，研读和考释了大量的对联。笔者的案头有一本泛黄的《对联纵横谈》，书的版权页上标明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本来是要印刷20万册的，因当时纸张紧俏，只印刷了10.5万册。这是先生的第一部对联论著，对于对联的普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称为“我国楹联学科的一部奠基之作”。后记中说，该书是在归纳分析了上万副对联的基础上写成的，初稿完成于1982年6月，1984年2月修改于长沙。《南方日报》评论说：“自清道光年间梁章钜撰《楹联丛话》及其子梁恭辰撰《楹联四话》之后，许多联书相继问世，但就对联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可读性而言，当推此书为‘嚆矢’”。当今许多楹联爱好者也同笔者一样，正是在读了此书以后才开始走上对联创作的道路。1986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余教授的《中国长联三百三》，被称为“中国长联选注之最”，获“1987年滇版优秀图书奖”。198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余教授的一部论著《笑话里外观》，研究笑话的结构及其语言艺术。1993年余教授参编的《中国古今对联大观》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1995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余教授的《天下名联》。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先生凭借精深的学术素养和独到的专业眼光，历经十余年的潜心研究，考察了数十部名家联书约两万副作品，首次总结出了对联的声律规则马蹄韵，著成《对联格律·对联谱》，1997年由岳麓书社正式出版发行，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赞誉如潮：“实补学术界之一大空白”“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一个开拓性的成果”“一座高大的里程碑”。中国韵文学会会长、湘潭大学教授羊春秋先生在给岳麓书社的信中，建议有关部门“给此书以重奖”。当然，该书也引发了楹联界的争议，反对的声音认为，对联规则并非马蹄韵能够涵括。其实，许多人误解了先生的观点。他并未否认对联规则的其他形式，如朱氏规则、李氏规则等，只是认为马蹄韵是声律规则中最重要的一种罢了。
余教授七十大寿的时候，笔者就按朱氏规则写了这样一副贺联：
翰墨耀楹庭，文论蔚联风，启后承前，楹联德望三千里！
曲高因韵雅，音谐缘律正，调弦抚瑟，韵律人生七十年。
1998年，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对联通》。该书是当代可作对联教学教材的权威著作，它是在《对联纵横谈》的基础上又经过了十年的研究和积累写成的，比《对联纵横谈》更全面、系统和科学，被誉为“通往对联殿堂的向导”。同年，他与夫人孟成英女史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古今绝妙对联汇赏》，64万字，842页。评论称此书“堪称我国楹联艺术的博物馆”。
2003年，他在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古今茶文化对联观止》，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全面、最完整、质量最高的一部茶文化对联著作。其中收入了笔者题长沙白沙古井公园茶艺馆联。注释说因收录于匿名打印稿，所以作者未详。可见先生是从评审稿里面摭取的。
2004年，他编写了我国第一本对联实用教材《余教授教对联》，由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2005年，所写的《诗律、词律、曲律、联律》四章，作为《古代汉语》的部分章节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联律与诗律、词律、曲律平等地进入大学古汉语教材，这也是第一次。2008年，他主编的《清代十大名家对联集》分上下册由岳麓书社出版。2010年，68万字的《余德泉对联文论》也由《文艺生活·艺术中国》杂志社出版，该书还收入了先生为拙著《对联散论》所作的序言。2016年，一本全面、系统论述对联文化的学科性巨著《中华对联通论》出版，共计20章104万字。本书从对联文化起源入手，层层深入，对于对联的创作规则、格律标准、创作技巧、写作规范、联墨艺术、对联教学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系统的阐述，藉此构建对联学完备的学术体系。国学大师饶宗颐、霍松林联袂推荐，属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被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第二届向全国推荐的50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之一。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先生虽然天赋异禀，殚见洽闻，学养深厚，却依然焚膏继晷，夙兴夜寐，兀兀穷年，字字饱含心血。他为楹联教育事业创下了几个中国第一：
将对联纳入高等教育教学第一人。1989年，他供职的中南工业大学就在国内首先将《对联学》作为一门选修课在中文等专业开设并纳入学分制管理。
在高校设立对联研究所第一人。1999年，他在中南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楹联研究所，并出任所长。
在高校招收对联学研究生第一人。2002年夏，他在中南大学文学院招收了中国第一位对联学硕士生。年底，应邀访问台湾，与淡江大学签署了共同培养对联学研究生与楹联书法资讯交流协议，并推动淡江大学中文系成立了楹联研究室。
2008年，他荣获中国楹联界的最高奖——梁章钜奖（排名第一），可谓实至名归。
2019年荣获中国对联理论最高奖——首届“瓯海杯”中国当代对联理论奖。同年又获“联墨双馨”奖，因全国只授予10个人，人们又称为“全国十大对联书法名家奖”。
在教授的书房，笔者看到了很多少数民族的对联。其中，有一种写在棕叶片上的对联，上面有汉文和傣文，比出土的古代竹简还要小一些，这就是傣文对联，是先生从西双版纳淘来的。先生的对联研究，已不仅仅限于汉语。1998年，他开辟了非汉语汉字对联的研究，先后推出了《傣文对联研究》《东巴文对联研究》《彝文对联研究》《白语对联研究》《越南对联初探》等一批成果。在从事非汉语汉字对联研究中，他常常不辞千里之遥，深入到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调研。有的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对联是汉语言的专利。笔者曾经跟随先生到叙永县水潦彝族乡调研彝族对联，只见家家户户都贴着彝文对联，笔者突然明白，少数民族原来也有其本民族的对联习俗，因此开展对非汉字对联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教授说，非汉语汉字对联的出现，是受汉字对联影响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汉文化的魅力。“对于非汉字对联的研究，有一种紧迫感。由于少数民族汉化过程的加快，非汉字对联文化消亡得非常之快，如不赶紧抢救，再过十年二十年，有些东西就再也找不到了。”余先生这种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令人钦敬。2000年11月，他在长沙举办了个人楹联书法展，首次展出了他用8个民族9种文字书写的对联，引起轰动。
余教授不仅是一位楹联理论大家，还是一位对联创作家。他先后出版了《得月斋联稿》《余德泉诗联新稿》《余德泉诗联自选集》，共收入自己创作的对联近千副。中国楹联学会原副会长常治国先生在《得月斋联稿》序言中说：“从其作品有章有法来看，理论研究对其创作的促进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否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的作品，给广大联友的创作实践提供了范本，特别是马蹄韵的范本，他的长联基本上都是按照马蹄韵的规则创作的。从境界上看，先生联作才雄学富，深邃博雅、沉著大气，含蓄蕴藉。如题鹿泉九景山庄滴泪石兼思廉墓联：
此石何曾滴泪；
吾民的是思廉。
可谓诛心之论。
其为某君画像联：
三天不见牛皮客；
一夜而成马屁精。
可谓一针见血。
其题长沙市某汤圆店联颇为人称道：
雄心吞日月；
醒眼看沉浮。
“日月”“沉浮”皆一语双关，其怀抱胸襟和盘托出。先生还创作了一批诗词曲赋，同样精到。不过，于先生来说，毕竟是联余，此不赘述。
余教授已出版和待出版的著作一共有40多部，且大多为大部头著作，令人叹为观止。自古以来，我们通常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一个人的著述丰富，大抵一个人的著作是很难超过他身高的。但对于余教授来说，“著作等身”已不合时宜，应改为“著作超身”了。
民国时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冯振在其编《七言绝句作法举隅》一书的自叙中说：“文学之事，约分二道，曰能曰知。沈约云：‘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是能者未必知也。钟嵘评诗尽工，而所作不传，谅无佳构。是知者未必能也。知而不能，于工文何与？能而不知，抑何损焉。大匠能示人以规矩，而不能使人巧。”这里的所谓知，当指理论造诣，所谓能，当指创作才气。余教授乃亦知亦能者，已属凤毛麟角。更令人惊叹的是，他还是一位顶级书家，且亦为书家之亦知亦能者，这是极其难得的。
余教授从小就爱上了书法。“还是读私塾的时候，私塾先生让我们扎个草把当笔，用一种红粉石磨成红墨，给一位百岁老人写挽幛‘虽陨弥高’四字，我对先生敬佩不已，立志要写出先生这样漂亮的字。”高中毕业后，虽然考上了北大，却为路费发愁。学校要他给招生办写个申请路费的报告，当招生办的一位老师看到报告时，见字写得很漂亮，连忙向招生办主任汇报，确认报告是他自己写的后，主动给他多批了5元钱，这可是当时北大半个多月的伙食费了。此后，他发誓一定要写好字，决不能辜负招生办两位老师的钟爱。余教授在《难忘的感悟》中说：“我的主攻方向就是古汉语、诗词楹联与书法。看起来有三个，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诗词楹联是我的爱好，楹联还是我的主攻目标……书法也是我的爱好，但研习书法亦多用在诗词对联书写上。在书法中我亦有主攻方向，这就是章草。主攻章草三十年前就已开始。”余教授在章草用功最多，造诣亦可与诸多前贤相伯仲。章草兴于汉代中期，传世诸帖中仅皇象《急就章》、索靖《月仪帖》与《出师颂》、陆机《平复帖》等数种最为古老。而近百年来不断出土的简牍章草，始让人得见源流。自晋以降，历代于章草一途问津者寡。元赵孟頫、明宋克、晚清沈寐叟等人兴亡继绝，近现代精章草者则惟王世镗与王蘧常二人而已。《湖湘楹联七子作品集》的序言即是余教授用章草手书。中国书法家协会原组联部主任邹德忠先生看到余教授的书法后，惊叹道：“余先生的章草超过了古人。”
卌载开天地；
双行起万千。
二三十年来，余教授写信基本上用毛笔。行书小手札写得清雅自然，以致得其信者多加以收藏。他的《古今绝妙对联汇赏》一书的手稿，近两千页，凡64万字，都是用毛笔小行书写的，装成了十大本。他的《章草大典》前言，约两万字，是用章草写的，纯正古雅。2012年11月，由中央文史馆书画院、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湖南省文史馆主办，中国楹联学会协办，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了余德泉诗联书法展并召开了研讨会。与会者包括王岳川、林岫、孟繁锦、邹德忠等知名学者和书法家，大家一致认为余教授的章草具有开创性，足以写进中国书法史。原中国书协副主席林岫先生评价说：“他的《章草论语》很精彩，当今书章草者俱甘自下拜矣。”深圳大学教授、书法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杂志社原副主编李中原先生说：“其用笔之精熟，结字之合度，几乎无可挑剔。就这个角度看，当下书坛无出其右者。”北京大学书法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岳川先生说：“书法有不学无术、不学有术、有学无术、有学有术几种。新的世纪应该呼唤有学有术。我认为余教授的学问和书法今天正在变成一个有学又有术的天下的标杆。”
余教授还先后出版了《简明书法教程》《章草大典》《章草传帖》《余德泉书自撰作品集》《余德泉书法五种》等书法著作。其中《章草大典》长达1600余页、重达五公斤。此书是他和夫人孟成英女史历时十年编纂而成的，历代章草几乎搜罗殆尽。此书一出，在书法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书画家周宗岱先生说：“以后，研习章草的人，恐怕所有研究书法的人，谁能绕得过这部《章草大典》呢？”启功先生有《论书绝句百首》，其中有一首曰：“真迹颜公此最奇，海隅同慰见心期。请看造极登峰处，纸上神行手不知。”后面两句用来形容余教授的书法造诣也是比较贴切的。
如今的余教授早已退休，但他不肯赋闲。他的生活很有规律，大致为：早上起来工作一个小时后吃早餐，早餐后闭眼养神半个小时再工作，午饭后休息约一个小时，下午再工作，晚上看电视，但中间的广告时间，余教授都要上楼，或者写作，或者书法，上下楼也使身体得到调节，晚10点睡觉，最迟不超过11点。
在他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大批中青年艺术家。他们中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常常从四面八方来到余老家里。此情此景，是和余教授乐于提携后学的情操分不开的。2010年8月，随着《湖湘楹联七子作品集》的出版发行，“湖湘楹联七子”团队正式对外宣布成立，余教授全过程参与了团队组建工作，并担任学术主持。该团队被誉为“文化湘军崛起的一个文化品牌”，在国内楹联界影响巨大。后来，他又组建了“湖湘联墨八俊”“余门二十四君”“余门二十八宿”等正式拜师的弟子团队，目前的弟子已达到120多人。在采访过程中，教授接了几个弟子的电话，或问好，或咨询学术问题。采访结束，教授带笔者来到住宅下面的一楼工作室，只见来自四川的两位弟子正在给他整理资料，他们在这里已经呆了一个月了。午餐时，在长沙的几个弟子也赶来聚会，并争相买单，宛现孔门盛况。正是“有缘修得圣贤身，植李栽桃满眼春”。
余教授八十大寿的时候，笔者奉上了这样一副贺联：
联界大家，千年联道马蹄疾；
湘江尚父，万里湘流鹤算绵。
